（一）陈军的故事
陈军叔叔，现在北京西北郊以租地种菜为生。他自己掏钱安装了电话，为全国的农民朋友开通了一条“烦忧热线”，倾听农民工的烦恼，为大家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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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
我从小生长在河北张家口地区的张北高原，和很多小读者同学一样，家里的条件比较贫困，也许我们也有很多相似的生活经历。记得那时家里养猪和小兔，我就经常在下课以后去给猪和小兔弄草，到地里挖野菜。
刚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算是最不好的一个，考试经常考零分。老师就让考零分的同学自己在黑板上画个大大的“0”，然后在黑板前面罚站，“展览”，我就这么被“展览”过好几次。那时还有一件记得很深刻的事。我不愿意去上学，我父母说了我几句；等他们上工走了我就跑到我家门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哭。哭着哭着就昏过去了。这时候正好有个学校老师拣麦穗路过我家门口，看我躺着不动，急忙把我送到了村卫生所才给抢救过来。
我从什么时候在学习上开始开窍了呢？是我父亲，用火柴棍给我讲加法减法，教我“1”就放一个火柴棍，加“2”就在放上两个，再数数，就得出结果“3”了。自从我父亲教我这个窍门以后我就开始入门了，会算算术了。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和村里的小朋友吹牛，那天他正好没去上课，我就告诉他说今天老师教了个生字。他问教了什么啊？我说教了个“三”。他就问：三字怎么写啊？其实那天老师没教这个“三”字，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写。不过那时我们已经学了一和二，我想一就是划一横，二就是划两横。于是我说：“三”嘛，就是划三横。结果第二天去上课才发现还真让我猜对了。这次吹牛让我觉得自己对学习还挺有兴趣的，有了自信。到了四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就已经很好了。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去镇上的时候总要买几本小人书。那时候家里也实在是穷，我记得为了缴两三块钱的学费和书费还要和家里磨很多次。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特别想买一本两三块钱的《流行歌曲》杂志，同学们都买了，我和父母说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买成这本书。
我对文学和写作的爱好就是从初中开始的。那时我没事的时候经常去给我奶奶帮忙，她就给我讲她过去的故事。我就想：要是能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写本书多好，这些大人有那么多的经历，都特别有教育意义。我在初中的日记里就写道：假期里安排了一个专门的计划，每天就找我姥姥找我奶奶，还有村里面的一些老人，找他们聊天，把他们所说的东西记录下来，给他们整理一本书。同学们还因为这个笑话过我。
社会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原本是想考师范，结果没有考上。后来就没有继续上学了。没钱上学了，我就必须走上社会, 第一次打工是到北京，在一个砖瓦厂工作。干了一个月也没挣到钱，工头说换地方吧，我们就傻乎乎地换地方了。后来到了保定，干了两个月还没给发工钱，我就组织罢工；罢工后别人的工资都给发了，就是不发我的。我也没办法，就回了老家。
回老家后我就琢磨，单个农民出去太费劲了，应该想办法搞个组织，如果有组织地出去就能好多了。我就在我们村做了一个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办一个农民劳务服务公司，做农民对外对内信息沟通的服务；还对政府的扶贫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在报纸上开办一些农业信息服务的专栏，等等。调查报告写出来以后，我就把它送给了当时的乡和县两级政府，挺受重视的。县长接见我的时候和我说，有一些东西是你从别处摘抄来的，大部分东西还是有你自己的见解的。虽然这个想法很好，这个劳动服务公司最后还是没能办起来；我也就一直在外面打工，最近7、8年的时间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块菜地，就这么安顿下来种菜了。
这些年我一直就这么在外面闯荡，常常有很孤独的感觉，生活圈子也比较小。我逐渐就有个想法：你看，我自己一个人孤立无援，常受欺负；我们打工者自己要是联合起来，搞一个“打工者同盟”，很多事情就好办了。这个想法最后也没能实现。可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附近地区有一些志愿者在做这样一些活动，就是组织农村来的打工者、大学生和热心人士，利用业余时间，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和教育培训。我就觉得和他们很投缘，然后就加入进去一起做。我们办起了自己的一份报纸――《社区快报》，因为我爱好文学，就利用业余时间负责为报纸采访、写稿，用笔来叙述身边的故事和内心感受。后来，我们这里就成立了北京市打工文化发展中心，经常组织工友的联谊、法律和心理讲座和各种培训，并且建立了工友互助图书室。
“烦忧热线”
通过参加工友的这些活动我就发现，很多朋友主动和我聊生活中不愉快的事，像老板克扣工资，受到不公正待遇，等等。我就安慰他们几句。后来我静下来一想，他们大都是孤身一人在外面闯荡，有了烦恼想找人说，可就是没人愿意听他们这些麻烦事。我呢，别的事也许做不了，比如有人说“给我100块钱，这100块钱能改变我一生的命运”，我可能都帮不了他；但是我能听他们诉说自己的烦恼，这是我能做到的。于是我就和朋友们说，我要办个“烦忧热线”，谁有烦忧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听。大伙都觉得这个事挺有意思，都支持我。我就自己掏钱在自己家安了电话，这么就办起这个“烦忧热线”来了。
去年从四月到十二月，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500多个电话打进来，有的电话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夏天干活比较累，可是有时候到了夜里12点多了我还要坚持倾听别人来的电话。我想，有我在听，他们就能多少得到些安慰。我把打来的电话分门别类做了记录，作为了解工友需求的第一手资料；将来还打算请专家来帮他们进一步分析解决遇到的问题。
听了别人这么多的烦恼，再加上我自己的，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感到特别的沉重。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也找一些朋友聊聊，请他们到家吃饭，包饺子。这样大家聚一聚就能把这种不好的心情给冲淡了。我和朋友说，大的环境也许一时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真诚换取小范围的良好气氛，要在朋友圈子里培养这种平等、团结的气氛。很多朋友愿意参加我们组织的活动，就是喜欢这种平等的气氛，这种别处找不到的气氛。
[编后语]
陈军叔叔自己的故事讲完了。他还有很多话想对我们的小读者说：很多孩子，包括当年的我自己，都有很强烈的自卑感，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比较容易封闭，不愿意和别人交流。但是只要我们勇敢地从自己封闭的内心走出去，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社会上大部分人、大部分事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心态应该开放一些。不管遇到多少不如意的事，最起码我们可以做到宽容一些，宽容自己也要宽容别人。陈军叔叔不光在电话里为农村的朋友排忧解难，最近还正在组织一个农民工健康状况和文化需要的调查和讨论，希望凭自己的一份努力能让更多人来关心和研究这个问题，让工友们能有更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