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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民间故事

商城县民间故事篇一:顾准《商城日记》背后的故事

1959年3月13日凌晨,四十四岁的顾准与中国科学院另外五名右派被遣送河南省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起先他们随下放干部在西大畈国营农场劳动,后来商城县委执意要将六人调到铁佛寺水库工地,和省城郑州和商城本地右派集中监管劳改。

“6月12日,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顾准日记》60.1.12.)这句话不是顾准随手写下的,这是他初见劳改队现场时心理震撼的生动写照。

水库工地如一只巨大的盆子,以高地为其边沿突然就凹了下去。“盆子”里是蚂蚁一样的民工,车拉肩挑,沿着一条条为减轻坡道陡峭度而不断折返蜿蜒的狭窄车道向外搬运土石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这是个典型的大跃进工程,没有勘探,没有设计,没有图纸,没有规划,没有工程师更没有总工程师。1958年县委王书记巨手一挥就决定了要在两山之间修筑大坝,拦河蓄水,修建铁佛寺水库。王书记三月激情燃烧,六月就开了工,火速从各个区、镇、村抽调了几千民工开始修筑大坝,其间各种“大跃进”手法无所不用其极。商城县志办公室收藏的一本油印本《商城水利志》中载有铁佛寺水库专篇,其防洪、泄洪、疏浚、承压等等筑库常识均不在考量范围之内,施工的唯一标准就是“多、快、好、省”,为一年后必然的大坝垮塌,“人或为鱼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溃坝前已回到北京的顾准,其实是个幸存者,只是此刻的他什么也不知道罢了。在1960年5月18日凌晨三点的水库决堤中,商城百姓1140人罹难,其中包括在水库劳改的右派19人。这是根据实际埋葬死人数量的官方统计数字。若加上失踪者、外乡民工、过路人、“流窜犯”等,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人,伤者近600人(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顾准在“商城日记”中提到过五十多次、被他认为是“有自己的政治信念”、“应该成为全体农民政治上的代言人”(《顾准日记》59.12.22)的青年右派徐云周就是罹难者之一,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到顾准到来的6月,水库工地仅剩下1千人左右。相当于服徭役、一分钱工资也没有的几千民工从工地上大批逃跑,开始施建时数千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五百人左右。县委将全部右派,包括商城本地的,省会郑州的,加上顾准六人,也是五百人左右,统统当作了徭役人员。

肯定了自己身处的是一处集中营,顾准反倒踏实下来。当天他就成了蚂蚁窝中的一只“工蚁”,但时间不长。“到劳动队之初,我参加了几天修筑大坝的运料工作,以后一直在自给菜园”(《顾准自述》p258)。但这并非是要照顾他,而是劳动队怕出人命。谁也不愿,不敢和这位四十四岁的老右派搭班推拉一辆架子车,坡陡车重,半道上泄了劲那是要出大事的。让他自己推独轮车更不可能,连小右派们都搞不成这活,他一个半老头要了他的老命也枉然。挑担吧,没几天他右腿就瘸了,再让他挑,疼死他事小,挡了大家的道事大。只好把他调到菜园组去。菜园组就在“盆沿”下边,以种菜自给自足,有多余也卖一些给工地民工。

从此顾准就成了“菜园顾”,许多人都这样唤他。比起监狱的叫号,他多少感觉好受一些。 1958年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信阳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3530.75斤、西平县城关公社小麦亩产7320斤这样有零有整、貌似真实的消息,在全国首次放了“卫星”。灾难从此开了头。信阳也是“全民大办钢铁”的先驱和先烈,1958年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30%的120万人被迫参与所谓“大办钢铁”,商城县更是放出日产钢铁29074.6吨,震惊全国的“超级卫星”,中央冶金部曾在商城召开现场会并拍成纪录片,《人民日报》配发消息和社论向全国宣扬。还有50多万劳动力大办所谓“滚珠轴承”,120万人大办水利。

1959年信阳大旱,春播时滴雨未下,地委却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在向中央预报粮食产量时预估了64.27亿斤,省里根据这个数字将征购任务定为16亿斤,比丰收的去年多出近7亿斤,最后确定数额时,地委又向各县追加了5%――总征购近17亿斤。而当年全信

阳地区的实际毛粮食产量只有28.3亿斤,征购比例高达60%[赵定远(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纪涵星、丁石《关于“信阳事件”的回顾》]。

如此酷吏苛政,古今中外前所未有,也就是说官僚们在做计划时就准备连农民的口粮、种子都搜刮一空。

还有个更要命的“大兴水利”。

1958―1960年,信阳地区共修建中型水库68座,其中商城投资18万元兴建了包括铁佛寺水库在内的5座(《河南日报》1958年4月14日报道)。商城县还另外建小型水库969座。这些水库大部分都被冲毁了,一是商城本来就是个洪涝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中共建政的头36年,15年都是涝年,1960年的洪涝并不是最严重的;二是这些水库大部分是大跃进的产物,豆腐渣工程。

一切“无望”都不打紧,最令他们颤栗的并非春旱(那是比较常态的事情),而是因为压根就没有正经的“春种”哪里来的“秋收”?凭借着千年万年的本能,农民们终于意识到大饥荒就在眼前――和17年前的1942年完全一样甚至更加可怕的饥荒,就像猛兽已经蹲守在每个人的家门口。轻信而迟钝的农民开始恐慌。他们竭力藏匿起一点口粮,希望能熬到第二年春末,至少能收获些瓜果果腹以求不死,却遭到“反瞒产私分”的血腥镇压。仅仅商城县,因被搜出私藏口粮而遭斗争的1125人,捆绑吊打的663人,酷刑致死的76人,残废41人(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8月26日《关于对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这个数据还是当时尚在台上的县委公布的、十分不可信的官方数据。 饥饿这只猛兽来到铁佛寺水库右派劳改营要稍微晚一些,毕竟右派们的粮食还是县里统发的,到了顾准一行到达水库,右派们还没有一个死于饥饿。让我们顺着《顾准日记》的脉络把事情叙述下去。 “6月12日,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顾准日记》60.1.16.)顾准日记中最震撼的部分――“商城日记”其开端应该是这里,而不是起始于10月14日的“×/14晨四时[1959]年菜园所种白菜(畦菜)”(《顾准日记》59.10.14.)并且还因为那天日记是用铅笔写成的,因受磨损字迹不清,被编者“故略”了。

“这六个月,真正经历了一场严格的锻炼。”(《顾准自述》p258)顾准“历史交代”中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需要到他实时写下的“日记”中去找出全部的注释。多年后,人们把他1959年3月到1960年1月的十个月日记编纂成《商城日记》,除了多处因“不便于公之于众”的缘故而删去的之外,基本上可以当作原生态日记阅读。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唯一面世并正式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亲历者写于1959年中国大饥荒的日记。

起初,右派们至少吃得饱,粮食不够但自种的蔬果很多,可以花一点钱买了吃。右派们除了北京的六位还保留了原单位的一点生活费(例如顾准从原来的260元工资降为50元生活费)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靠在劳动队中干活和对队长沈万山的“态度”每月评级,领取从6元到12元的生活费,可以用来买果蔬吃。

沈万山是劳动队唯一的共产党员,也是唯一的统治者。据说是在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时为我军送了情报,这是他参加革命的开始。他最喜欢对右派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们简直不像样子!”,最愤恨的是右派们“骄傲”,就是瞧不起他。尤其顾准,沈队长特别在乎此人的“态度”,降服了他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在拒绝了沈队长要他做北京右派联络员(组长)的青睐、惹得他恼羞成怒后,顾准给自己也找了个“大岔子”――原来可以在国庆十周年“大赦”时由商城县委给“摘帽”的机会就白白送给了别人。可此人根本不在乎摘不摘帽,将其称为“政治勒索”(《顾准日记》60.1.16.),再说商城县委的摘帽也根本就是个乌龙,完全做不得数。

为了“帮助”顾准,批斗会是常常要开的,但绝不能占用劳动时间。到了盛夏,每天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了十五六个小时,有时从清晨二三时起,晚上还要夜战。为了能早点睡觉和不占用睡觉时间写检讨,顾准常常轻易就认了错,无非是骄傲自满、人道主义什么的,他早

就驾轻就熟了。现在人人都可以教训他,他也绝不辩解,并很快理解了古人所言“人有唾面,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尔”之意。

劳动上他也进步不小,可以穿着胶鞋下到粪窖底部去清底,用手把大粪抓到粪筐里;也能挑起一百多斤的粪筐走上二三里路。夏秋间菜园要巡视,防着水库民工偷菜。轮到他时,晚上12时起巡夜,第二天白天可以照常整天劳动。可左股骨开始下挫,他写信向妻子要钱好看病,但妻子不相信他信中的叙述,怕他不好好改造,不肯寄钱来。

生活上,他早就忘掉了“翩翩君子”是个什么意思,夜里冷上茅房是个苦事,他也用瓦罐做尿壶,大通铺房里人人尿得山响,谁也不在乎。“起身大便,束装上班”(《顾准日记》59.10.14.),充满“豪情”,大便在他的眼里早就成了宝贝。到了后来,在因为饥荒,人根本拉不出大便的日子里,他会老练地蹲守在茅房门口,等着拉屎的人们留下点宝贝好抢在自己的粪桶里交到菜园组。他蹲守劳改队的茅房,也蹲守民工的。可是“眼下民工拉的屎都没什么肥料了,有时全是蛔虫”(《顾准日记》59.11.4.)。

可就算这样,县长书记们还要搞什么商城的“中山公园”,什么“万头养猪场”,沈队长赏脸要顾准参与设计,又被他以“不熟悉”为由坚辞。这个老右派太给脸不要脸了,沈万山恼怒万分,可他哪里能懂得顾准此时在想什么――“将来还是让猪吃人呢?还是计划落空,浪费一大笔钱呢?”(《顾准日记》59.11.27.)

秋天很快过去,野兽般的大饥荒从乡村迅猛扑向劳改队。果蔬没有了,粮食是绝对不够的,主食变成了红薯和胡萝卜。人们开始浮肿,十人九肿,顾准也肿。农村已经开始人吃人,“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顾准日记》59.12.22.)。杀活人吃要公判,吃死人的就不追究了。我们的调查对象亲见过吃了饿死的孙子尸体的祖母。胖一点的人不敢上街,怕被吃掉。实际上哪里有“胖子”,都是肿的。

劳改队成了天堂,右派们虽然也开始饿死,可好歹到目前只有一个,他们的家属今天饿死两个,明天饿死三个已成常态,有全家都饿死了只剩下一个孩子被乡亲给送到劳改队的,还有全家除了右派自己一个都不剩下的??。“劳改队是天堂与避难所”(《顾准日记》59.11.4.),顾准这么说。

他和一位郑州的右派c(老人如今还健在)结成了一个“吃”的联盟,他出钱(因为有北京的汇款,顾准在劳改队算个财主),c出面,出力,去搞吃的。(本文来自:WwW.JiaoshiLm.com 教师 联盟 网:商城县民间故事)年轻的c凭着从未离弃他的好哥哥好嫂子和北京显赫的亲戚,永远有本事搞到吃的。是时商城的货架上连咸菜都没有了,早就被买光了,许多人当街就能把一斤咸菜吃下去。唯一剩下最昂贵的虎骨酒和果汁鱼肝油,c就买了来给顾准,但很快连虎骨酒鱼肝油也没有了。有一次,c千方百计搞了一袋代乳粉,顾准接过去,抓起一把就直接填进嘴里。有时c什么也弄不来,饿得七荤八素的顾准就去地里偷两条生胡萝卜吃。

人在饥饿面前是没有尊严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活还要干,粪还要抢,检讨还要写,批判会还要开。沈万山照样骂人,还打,打“流窜犯”,打偷菜的民工,打不听话的右派,他因为能吃饱而格外有力的双拳是可以把人往死里打的。我们采访的所有当年的右派老人对他的称呼都是“牢头”。《顾准日记》中对他的描述不是过分而是不足。

许多人肿了之后开始发烧,顾准也发烧,医生起初还给量量体温,后来干脆免了,谁都知道病因是什么――在身体逐渐冰冷之前会有一段持续的发烧,在浮肿之后。最后连沈万山也害怕了,动用了和县长的私人关系买回一副牛骨架,熬了豆腐每人一碗。 商城的大饥荒从1959年初冬开始,直到1960年仲春第一批瓜果长出才有好转。据一份官方文件――中共商城县委1961年3月30日《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统计,其间共死亡人口96256人,占全县总人口21.7%。死绝的村庄453个。撇下孤老2447人,孤儿3667人。张念仲1960年3月―9月出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而商城开始饿死人始于上年11

月初,他的前任似乎应该负有更大的罪责。

据另一份官方文件――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11月4日《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对当时行状(情况)的统计,1678个人民公社大食堂停伙,占全县总数41.95%;14680人死亡,34023人发生浮肿病,4435人外流,分别占全县总人口3.67%、8.26%和3.67%。但这个文件提供的数字肯定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根据是目前《商城县志》记载的全县人口总数,1958年为437284人,1960年为339619人,两者相差为97665人,除去正常死亡,可以认定至少9万多商城百姓是因大饥荒饿死的,这是死亡人数的下限。

万幸的是1960年1月19日,六名右派回到北京。中科院方面也怕出人命。

比起《夹边沟纪事》,比起《定西孤儿院纪事》,商城故事可能也就是一般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顾准亲历了它,观察和记录了它。还有特别了不起的,在国人还毫无“名单”的概念或者认为“名单”根本不值一提的年代,他留下了一份“顾准名单”。

“顾准名单”――1959年商城右派劳动队部分队员名单,就在他1959年12月26日的日记里。除第一名――队长沈万山之外,名单中的人全部是右派分子。其中科学院右派六人,其余为郑州和商城本地右派,他们大部分原是中小学教员、小职员、小干部。根据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1959年4月编纂的《右派分子汇集》所列,全县公职人员2659人,划为右派者456人,所占比例为17.1%。而6名“畏罪自杀”者连在册的资格都没有。

顾准的“商城日记”中提到铁佛寺水库工地的右派为242人,实际上从1958到1960年垮坝之前,先后有四百左右右派在此劳改,“商城日记”列出名字的右派仅占四到五分之一,即不足100人,但日记留下了很大的推测空间――上述名单仅限于他日日接触的“劳动队统治层”、“里厨房”、“外厨房”、“缝纫室”、“理发室”、“菜园组”、“七组”、“八组”和“几个病号”以及几个“其他突出人物”(《顾准日记》59.12.26.)。既然有“七组”、“八组”,那么必然有一、二、三、四、五、六组,例如他曾提到饿死的“三组的周百风”。在五十多年后我们的实地采访中又发现还有一个“宣传组”,很可能就是被他列入“劳动队统治阶层”的部分。另外,在这份集中的“名单”之外,还有若干散在日记中的人物,也是可以算在“顾准名单”之内的,名单中有些人是够得上列“志”的,他写的也确实是“劳动队人物志”(《顾准日记》59.12.26.)。

看这些“人物”,这些“志”,你需要将他们的事情、事迹、轶事、故事从不同的日子里,不同的语境下摘出来,puzzle着(拼起来)看,方能看到一个个纪事本末和人物志异。和许多描写1959年大饥荒的纪实性作品不同,“商城日记”不是“人”淹没在事件中,而是恰恰相反,事件几乎要淹没在人海中。所以你看“商城日记”若非从“人”中读“事”,就不可能读清楚事也不可能读清楚人。“事”的震撼也好,悲惨也好,要批判也好,要颂扬也好,都是靠“人”来呈现,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父母兄弟姐妹,有妻子丈夫孩子,有七情六欲,和你我一样的男人和女人。

这份名单是“商城日记”最震撼人心之处,也是彼时十分罕见的人文关怀个例。顾准在暴戾环境中对人性的追问,在仇恨宣传中的悲天悯人和在丑恶生态中对美善的追求都是超越时代的。这里仅举一例:

人们都知道顾准写于1964年的《粮价问题初探》,对我国的粮食价格政策提出了至今也不过时的思路。可谁能想到他首次提到“粮价”问题,是在腹中已经没有一粒粮食的1959年年底的商城。劳改队已经饿死了三人,人们面对着致命的饥饿,恐怖到极处的饥饿,别说“粮价”,连“粮食”两个字都无从谈起。

12月22日,这一天的日记他写了将近四千字。很难想像在腹中没有一粒真正的粮食,饿到需要“偷东西吃”境况中的顾准,是怎样挣扎着写下这些文字的。

晚饭是红薯和胡萝卜,腹中没有一粒正经粮食的顾准开始考虑粮价问题:

“真正的改弦易辙,必待农村财富积累,可以从生产资料这个盆边溢到消费资料;必待

糊口经济的强力改组已消耗完了它的生命力,放宽,有利于生产发展之时才行??在中国,这意味着粮价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公社有力量为农民营缮新宿舍等等的时候才行。新制度是工资制度,新制度不仅不是吃饭不要钱,而是吃饭很贵,少一张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制度。”(《顾准日记》59.12.22.) 就是在此处,他首次提到了粮价问题。四天后他又写道:

“饿死人究竟是可怕的,然则57年前的局面不会再有了,直到实行下列的根本改革为止:提高粮价,农村全面实行工资制度,粮食自由供应,公共食堂自由化。(”《顾准日记》59.12.26.) 顾准各个年代的文字多次提到“回到1957”,“return to1957”,也多次哀叹“回不去了”。正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终结了自1907年秋瑾为武装创立共和牺牲,各省开始筹备选举成立咨议局始的、中国五十年宪政民主追求的进步历史。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国家粮价”是顾准一生都在摸索、探索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亲身经历了“粮食问题”的残酷性和恐怖性后,他认为自己有资格,有能力去论证它,为国为民献上正确的国家粮食政策。这才有了后来的《粮价问题初探》。

“商城日记”中类似的思考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还在商城,顾准就下了“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顾准日记》59.12.27.)的决心。回到北京,他立即着手书写《铁佛寺水库记录》,可人们最怕的恰恰就是他要“记录”些什么。临行前沈万山场长的“千叮咛万嘱咐”还不清楚吗?

“沈场长老实不客气地指示了。其内容是接上头接不上头,我对你们的教育如何如何等等。所说的话只有一点是有内容的,就是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这意思就是说,说谎、饥饿、死亡都是小事,你们回去说话要小心。这个王八蛋居然自称我对你们指示??!(”《顾准日记》59.12.29.)

没有人要他“记录”,更没有人要他“汇报”。就算不提那些明示、暗示、指示、威胁他的人,连妻子和孩子们也全都不相信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一切。他还没来得及说出看到、听到的十分之一,就被他们冰冷仇视的目光吓住了。一家人,除了母亲,都以为他是因为右派下放劳改而神经分裂了。

可他就是要写,要记录!

他推测,饥荒最严重的还不是商城,甚至还不是信阳,这种状况应该是全国范围的。 “59年的旱灾,看来是以湖北为中心,二头扩展的。河南确实还算较好的。”(《顾准日记》60.1.18.)

“还有四个半月,谁知道会出什么事???中央知道这些下情吗?那么1960年上半年还会有些什么措施呢?”(《顾准日记》60.1.15.)

忧国忧民的情怀一览无余。

从商城地狱回到北京人间的顾准,眼下最急于要做的,除了记录下他所观察到的恶性社会病株,还有就是坚决要“脱出二十年的拘束,走上自由批判的道路”(《顾准日记》60.2.3.)。既然一切改变都始自批判,就让我来做这个始作俑者吧。

“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们长大”(《顾准日记》59.12.31.)。

很惊叹他居然敢在日记中写下如此“变天账”式的语言。

顾准的“铁佛寺水库记录”如今不知在何处。

一个大饥荒的亲历者,思路宽广、清晰,文笔平实、流畅,假使保存下来将会是一份何等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不要太遗憾吧,好在如今,毕竟中国有了《墓碑》,有了《定西孤儿院记事》,顾准地下有知应得安慰。

商城县民间故事篇二:锦绣商城我的老家

锦绣商城 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河南省商城县,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使他全国扬名。

2013年4月28日,因母亲在青岛久住多次要求回老家,才利用“五〃一”小长假机会送老母回河南省商城县。在6位战友携夫人的盛情陪同下,对商城县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有了全新的了解。

商城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隅,大别山北麓,地处河南省信阳市境内。东临安徽省金寨县,南界湖北省麻城县,因元清时期属汝宁府汝阳道,故有诗曰“雾幛风光烟水境临湖北北,幢幡峻岭云山静居汝南南”的千古佳句。商城县西与光山县、新县接壤,北与潢川、固始毗邻。以城关为中心,东距安徽省会合肥市208公里,南至湖北省会武汉市234公里,西到信阳市165公里,北达省会郑州467公里。全境南北长75公里,东西宽50公里,总面积2130平方公里,占河南省总面积的1.28%。境内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降水1226毫米,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带,属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

商城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定居生息。夏商为诸侯封地。西周属黄国地。春秋战国时先属吴,后属楚。秦属九江郡。西汉臵雩娄县。隋开皇初,更名为殷

城县。北宋建隆元年改称商城县。清代为直隶光州属县。1932年更名赤城县,1937年复名商城县至今。

商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沧桑,曾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谱写出一曲曲英雄赞歌。

唐末农民大起义时,江淮上下为重要战场。宋元之际,张昂招募义军,据金刚台凭险筑寨,坚持抗击金兵20余年。绍兴七年,岳飞受命节制光州,其部将牛皋率军转战大别山区,商城境内民众奋起协同作战,大破金齐联军。元末余思铭在金刚台树旗反元,乡民们从者万人,连营数十里,金戈铁马,气壮山河。民国三年,白朗军入境,乡民群起响应,破县城,杀知县,焚县衙,开仓济民,万众欢腾。

大革命初期,商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早在1925年就成立了中共党支部,1927年成立了中共商城县委,1929年5月6日又爆发了著名的商城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随后开创了以商城为中心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诞生了河南省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商城苏维埃政府。1934年至1937年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商城县委在金刚台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商南游击大队、“金刚台妇女排”、商南便衣队等战斗集体,更是名扬鄂豫皖边区,赢得了“红旗不倒”的崇高赞誉。整个大革命中,商城共有

10余万人参加,有8万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时期,商城热血青年组建“商学团”、“青年军团商城队”、“战教团”等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商城民众夹道欢迎,并有数百名青年参军。同年9月,日军进攻武汉取道商城,国民党军队于学忠部于城东要冲峡口英勇阻击,给日军以重创。1943年1月,国民党八十四军莫树杰部,在苏仙石、汤泉池、长冲口与日军进行殊死血战,使日军伤亡惨重。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商城儿女积极响应,支前参战,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取得辉煌胜利作出了贡献。

悠久的历史,不仅给商城赢得了美名,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古代遗址和革命纪念地、抗日遗迹等。较著名的古建筑:有县一中校园内明代建筑崇福塔,黄柏山上的明代建筑息影塔等;古遗址:有新石器遗址、战国遗址、殷商遗址等;古城址:有安陂城故址、雩娄城故址等;古寨:有以金刚古寨为代表的古寨群;有云极观、三教古洞、华祖庙、清凉寺、玉龙观等古代寺庙。

革命胜地:有商城城关红色革命遗址群、红四军成立纪念地、红一军和红十五军会师地、刘邓大军“前指”旧址、

红军洞群(朝阳洞、女人洞等)和为纪念革命先烈建立的商城烈士陵园等。抗日遗址:有商城县忠烈祠及万人坟等。

商城不仅是红色的纪念地,同时也是“绿色”的旅游地。境内地理、地貌独特,使全县地形呈梯状分布,南高北低,南部山区,中部丘陵,北部平原。形成了既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绿水沃土,又有清静温馨的田园风光;既有名山大川的奇峰秀石,又有瀑飞泉涌的峡谷幽长。

商城山水绵绣,风光宜人。这里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县。一座座青山竖起一道道风景,一潭潭碧水蕴含万种风情。这里群山披绿,山水毓秀,峰峦叠障,奇石遍布,胜景别致,美不胜收。温泉神水汤泉池、省级地质公园金刚台和省级森林公园黄柏山,被誉为“绿色金三角”;高山平湖鲇鱼山水库、铁佛寺水库、道教文化胜地观音山、三教洞、观阵山正形成新的旅游风景线。这里物产丰富,享有盛誉。盛产绿色纯天然、无污染农副产品。商城茶油、商桔梗、商茯苓、天香菜已获准原产地注册保护。

全县有高等植物140多科,近1800种。除粮作物外,经济作物有红麻、萱麻、棉花、茶叶、蚕桑等;水生植物有藕、荸荠、芡实、菱角等;干鲜果树类有梨、桃、杏、李、枣、柿、樱桃、山楂、猕猴桃、板栗等58种;绿肥作物有紫云英、苕子、田青等13种。 花卉观赏植物有菊花、兰草花、梅花、月季、杜鹃、桂花等200余种;纤维及编织植

物有山葡萄、构树、葛藤、芦苇、白腊条、紫穗槐等110种;用材林树种有马尾松、黄山松、杉、栎类、枫香、杨树、椿树、泡桐等150余种;经济林有油桐、乌桕、生漆、毛竹等90多种。

药用植物有188科,1186种;动物药89科,135种;矿物及其它类药材18种。素有“天然药库”、“豫南药乡”之称。“商桔梗”、“商茯苓”、天麻等久负盛名。“金钗石斛”曾为贡品。其中珍稀名贵动植物有天麻、石斛、贝母、云雾草、八角莲、灵猫、金钱豹、水獭等。属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动植物有银杏、杜仲、厚朴、天竺桂、鹅掌秋、大鲵、小肥鲵、灵猫等20多种。

商城不仅是歌舞之乡,而且皮影戏、花篮戏、丝弦锣鼓、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同样盛名,在商城地方文艺的百花园中起到互补互衬的作用。不仅如此,商城的民风民俗亦十分丰厚,别具一格,饱含着商城人民的淳朴、善良。它为地方文化增添了丰富内容,一些健康习俗代代相传,久经不辍。

商城县民间故事篇三:信阳事件

2014-11-05點擊右邊關注

九家财管

九家财管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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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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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从此,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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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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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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